刘春朋
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联合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导读】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他签署的第一批行政命令里，没有一条关于那65万流落街头的美国人。有的，只是削减的联邦住房补贴，和无家可归者援助拨款。负责协调全美流浪人口救助的机构间委员会，职能架空，负责人换成了一个主张把街头乞讨入罪的保守派官员。特朗普的逻辑很清晰：无家可归是地方问题，不是联邦的事；是个人失败，不是制度的错。
但数字不说谎。就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时，美国无家可归者数量已从2016年的54.9万攀升至2020年代中期的65.3万，涨幅超过18%。洛杉矶在2022年12月宣布进入无家可归紧急状态——这座城市里，无家可归者在2021年的所有凶杀案受害者中占比高达23%，而他们只占总人口的1%。纽约的数字更触目惊心：一年之内无家可归者数量暴涨42.3%，8.8万人，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的人口整体消失在了地铁站和人行道上。
这不是偶发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困局几十年积累后的总爆发。贫富裂口在扩大——美国前10%人口掌握全国66.6%的财富，最底层50%只剩2.6%；医疗保险的黑洞在吞噬中产——2700万人没有任何保障，一场大病足以让一个家庭直接跌落街头；种族歧视的幽灵从未散去——黑人占无家可归总人口的37%，远超其13%的人口比例；而两党的政治内耗，则让任何一项可能奏效的救助方案都在国会的拉锯中消耗殆尽。
"住房优先"曾是两党罕见的共识：先给房子，再谈戒毒、就业、心理康复。奥巴马任内，这一政策让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14%，退伍军人无家可归数量下降了47%。但特朗普的保守派盟友们说这套行不通，他们要的是先立规矩、先强制治疗、先证明你"值得被帮助"——于是共识瓦解，数字重新往上走。
最残酷的地方在于：这个国家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方案，而是选择了不去做。本文系统梳理了美国无家可归问题从19世纪至今的历史演变、联邦政府历届政策的得失成败，以及这一问题在特朗普2.0时代面临的新困局。它不只是美国的故事，也是一面镜子——照出当一个社会将"个人责任"推向极致、将"政府介入"视为原罪时，最终会有怎样的街景。
本文原载《美国研究》2024年第2期，篇幅所限，文章有所删节，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美国无家可归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美国的无家可归问题久拖不决且日益严重，成为困扰其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大顽疾。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无家可归者数量以惊人的速度攀升。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显示，美国日均无家可归者数量已从2022年的58.2462万上升至2023年的65.3104万，增幅为12.1%。其中，美国东、西海岸大城市的无家可归问题尤为突出。2023年，纽约和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分别为8.8025万和7.132万，分别增长42.3%和9.5%，成为两市社会治理的重大隐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历届美国政府都试图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但因各种阻力而功败垂成。究其原因，是因为无家可归问题并非单一议题，其影响涉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内曾对无家可归问题形成了某种共识，即主张以"住房优先"模式应对该问题。然而，由于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无家可归问题的"楔子属性"越来越明显，成为美国社会合力应对该问题的重大阻力。
▍美国"无家可归"的含义及历史变迁
（一）无家可归的含义
在美国，无家可归（homelessness）的含义长期以来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在学术层面，很多学者采用美国社会学家皮特·罗西（Peter Rossi）对无家可归者的界定，即"无法获得特有且固定传统住房的人"。在联邦层面，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等大部分相关机构以《麦金尼-文托无家可归者援助法》（McKinney-Vento Homeless Assistance Act）对无家可归的定义作为工作依据：任何没有"定期、充足和稳定的夜间住所"的人都可以被视为无家可归。
当前，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承认四类合法无家可归者：一是缺乏固定、充足夜间居住地的个人或家庭；二是迫在眉睫的无家可归者，即在14天内即将失去主要夜间住所的个人或家庭；三是25岁以下无人陪伴的青年，或过去60天内没有永久住房且有孩子的家庭；四是逃离家庭暴力并且没有其他居住地的个人或家庭。
根据学界研究，无家可归现象也可分为长期性（chronic homelessness）、临时性（transitional homelessness）和偶发性（episodic homelessness）三类，这种分类方法得到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认可和采纳。长期无家可归者被定义为因残疾而无法工作且连续12个月生活在不适合人类居住地方的无人陪伴者，或三年内合计无家可归的时间超过12个月的人。在这三类无家可归现象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长期无家可归问题。2023年，长期无家可归者达14.3105万人，较2016年的低谷增长84.7%，且由于长期无家可归者复杂的身份背景，政府和社会组织很难通过简单的救助程序帮助其摆脱无家可归状况。
在无家可归人口的统计方式上，美国自2007年开始使用年度"时间点"（Point-In-Time，PIT）调查方法。"时间点"计数是对无家可归受庇护和未受庇护人口的不可重复一夜估计，调查时间为每年1月的最后一周。由于调查方法和天气条件等因素，"时间点"调查不能被认为是确定任何特定年份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准确方法，一年中某个时间段无家可归的人数往往大于某一晚无家可归的人数。
（二）"无家可归"的历史变迁
综合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无家可归问题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流浪"时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铁路系统大发展使大规模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当时，无家可归者大多为年轻、身强力壮的白人男性，他们不以城市固定工作为目标，但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漂泊者"（hobos）的出现不仅弱化了公众对无家可归者的认知，其独特的"流浪文化"也因受到美国作家的青睐而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全美。
第二阶段是大萧条时期（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导致失业、贫困和无家可归者大量增加，无家可归者数量攀升至约150万人，他们大多住在被称为"胡佛村"（Hooverville）的贫民窟，靠乞讨和救济为生。
第三阶段是贫民窟时期（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自1941年卷入战争以来，美国大量贫困人口被纳入军队系统和军工产业，无家可归者数量急剧减少。从1950年到1970年，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人口数量平均下降了57.6%。从无家可归者构成来看，白人男性依然占据主体地位，群体呈现明显老龄化态势，其平均年龄为50岁以上。
第四阶段是现代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进程加快，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人失去工作，并陷入了"失业—贫困—流浪"的恶性循环。此外，由于美国城市中心高档化、精神病患者去机构化、失业率上升、可负担住房短缺以及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等机构预算减少等，无家可归现象愈加严重。也正是在此阶段，无家可归问题正式进入联邦政策议程。1987年，里根总统签署了《斯图尔特·麦金尼无家可归者援助法案》（Stewart B. McKinney Homeless Assistance Act），这是针对无家可归问题的第一个重要联邦立法，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项目提供了联邦资金。此后，该法被多次重新授权，并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更名为《麦金尼-文托无家可归者援助法》。与以往不同的是，此阶段无家可归者的居住地点、妇女数量、平均年龄、就业模式、收入水平和种族构成等方面均有了新的变化，无家可归现象已成为一个综合性、全国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无家可归问题的影响
随着无家可归者数量的持续增加，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是在美国整体社会环境日趋保守的情况下，无家可归问题带来的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一）引发美国社会的不稳定
由于缺乏固定住所，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者开始在公共场所露宿或居住在临时住所，这些人中包括数量众多的精神病患者、毒品吸食者和偷盗惯犯等。2019年，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无家可归者中有25%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14%长期患有药物使用障碍。他们的出现往往会引发当地社区居民和商家的担忧，认为"无用人口"的增加将扰乱社区的安宁和安全。
结果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暴力事件开始骤增。根据全国无家可归者联盟的报告，1999年至2019年，全美约发生1852起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暴力事件，其中包括515起致命事件。2021年以来，此类暴力事件又开始急剧上升。洛杉矶警察局的相关数据显示，尽管无家可归者仅占洛杉矶总人口的1%，但在2021年所有凶杀案中，无家可归者的占比达23%。此外，由于无家可归者数量持续上升，公众的敌对情绪也越发强烈，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对无家可归者居住地实施强制清理，进一步加剧了流浪人口与执法机构之间的矛盾。
（二）加重美国的经济负担
在美国，无家可归被视为一种公共卫生和安全危机，其公共属性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沉没成本，包括医疗、监禁、警察执法和收容所等方面的费用开支。目前美国60%的无家可归者没有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照顾（Medicaid），医院急诊室的医疗服务是其能够获取的唯一重要医疗资源。研究显示，无家可归者的治疗成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他们平均每年被送往急诊室5次，每次费用支出约3700美元，纳税人需要每年为一名无家可归者的急诊室费用支付约1.85万美元。据结束无家可归全国联盟的研究结果，一名长期无家可归者每年平均要花费纳税人3.5578万美元。此外，无家可归问题在监禁方面也会产生不菲开支，一名在监的无家可归者平均每年要花费纳税人1.448万美元，而州或联邦监狱一张床位的年均费用支出高达2万美元。
（三）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
长期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曾对应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方式存在某种共识，即主张所谓的"住房优先"模式。然而，由于近年来两党在多个社会议题上的分歧加深，无家可归问题的"楔子属性"也日益凸显。曼哈顿研究所、西塞罗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和卡托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对该问题率先提出异议，认为无条件提供永久住房的"住房优先"模式已经归于失败，只有转变当前应对方向才有可能解决该问题。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强调尝试不同方案，包括救助资金的转移、先决条件的设置和强制治疗项目的设立等。可以想见，随着两党在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扩大，未来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必然会雪上加霜。
▍美国政府对无家可归问题的应对
（一）应对无家可归的职责分工
无家可归是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行为主体主要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媒体等。
在联邦层面，由无家可归问题机构间委员会（USICH）牵头，协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劳工部等其他19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共同致力于应对无家可归现象。无家可归问题机构间委员会是联邦层面专门处理无家可归问题的行政机构，主要职责是协调各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审查和评估联邦政府采取的一切救助政策和项目，并为州、地方政府以及社会组织提供相关信息。2022年底，该委员会在《全部在内：预防和终结无家可归的联邦战略规划》中提出，美国的无家可归救助工作将基于六大支柱，包括三大基础（公平、证据和协作）和三大方案（住房和支持、无家可归应对、无家可归预防）。
在州级层面，各州一般会通过各自的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门等机构来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一些州还会对标联邦政府设立专门的无家可归问题机构间委员会。加州是无家可归人口最多的州，其每年的专项预算远大于其他各州。据统计，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加州已投入175亿美元用以应对无家可归问题，到2024年，预算资金将增至206亿美元。
在微观层面，根据《麦金尼-文托无家可归者援助法》的规定，申请联邦连续护理计划资金的各方必须设立"持续护理"（CoC）规划机构，负责协调辖区内的无家可归事务，一般由非营利服务提供者和地方政府机构组成。此外，地方政府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立无家可归服务办公室或无家可归服务部，如纽约市无家可归服务部拥有2000名员工及约20亿美元年预算，负责纽约市5个辖区的无家可归安置工作。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弥补政府和市场不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社会福利项目被大幅削减，间接推动了非营利社会组织在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中影响力的上升。主要包括结束无家可归全国联盟、全国无家可归者联盟、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美国志愿者协会等。这些组织利用民间社会的捐款或联邦政府的赠款，对无家可归者实施救助，或是对联邦政府救助政策作出评估，以提供效果反馈和相关数据。
（二）联邦政府应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政策演变
直到19世纪末，无家可归问题一般由各州和地方当局处理。此后，随着联邦政府职能的扩展，尤其是大萧条之后，联邦政府开始通过立法主导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住房法规和政策。1949年《住房法》旨在为每一个美国家庭提供体面住房；1968年《民权法》中的"公平住房法"确立了公平住房条款，禁止在获得住房方面的歧视；1974年《住房和社区发展法》启动了"住房选择优惠券计划"，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方面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开始"权力下放革命"，大力削减社会福利项目，仅在1981年和1982年就削减了220多亿美元的社会福利支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承诺"结束我们所知的福利制度"，并于1996年签署了以"福利改革法"著称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和解法》，使福利行政的主题从强调政府责任转向强调个人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联邦政府对无家可归者救助的支持力度。
（三）布什、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2001—2016年）
21世纪以来，由于美国无家可归现象日趋严重，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开始主动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在理念层面，积极推行"住房优先"模式。在此之前，美国社会应对无家可归问题的主要模式是"阶梯式"的，即无家可归者需要在不同的救济阶段居住在不同的暂时住所，并接受相应培训或治疗，常因服务不到位、失败率高而被人诟病。在此背景下，"住房优先"模式应运而生——不对无家可归者设立任何先决条件，鼓励自愿性项目参与。该模式在布什政府期间得到大力支持与推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于2013年正式将联邦政府无家可归政策转向"住房优先"，并据此向无家可归人口提供联邦政府资助的住房优惠券。
在资金层面，加大对无家可归者的救助力度。布什政府致力于与国会合作修改税法来鼓励慈善捐款，并提供超过十亿美元的联邦救济金。2004年，布什政府向教会、教堂和寺庙经营项目提供了约20亿美元的赠款，成为联邦政府单年度最大的一笔资助。奥巴马则在其2017财年预算提案中提议在未来10年内投入110亿美元来解决无家可归家庭问题，包括88亿美元的住房优惠券和22亿美元的短期救助。
在立法行政层面，加强顶层设计。2002年，无家可归问题机构间委员会启动了"长期无家可归倡议"，要求各州和地方政府制订10年计划，结束长期无家可归现象。2009年，奥巴马签署《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和住房快速过渡法》，制定了无家可归的个人和家庭应在30天内获得永久性住房的联邦目标。2010年6月，奥巴马政府推出美国首个旨在消除无家可归现象的联邦计划——"门户开放：预防和结束无家可归联邦战略计划"，确立了四大战略目标：2015年预防和解决退役军人无家可归问题、2017年完成解决长期无家可归问题工作、2020年预防和解决家庭及青年无家可归问题、为结束各种形式的无家可归设定路径。
从政策效果来看，在奥巴马任内，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口逐年下降，总降幅为14%。其中，2010年以来，全美无家可归的家庭、长期无家可归的个人和无家可归的退役军人分别减少了23%、27%和47%。直至2016年，美国历届政府在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上是存在一定跨党派合作基础的。
（四）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2017—2020年）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在无家可归问题上大幅调整前任政府的政策，采取"转责策略"，强调无家可归问题的地方性，反对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
一是放松住房市场监管。特朗普政府认为，高房价是产生无家可归者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监管法规又是导致高房价的重要诱因。为此，2019年6月，特朗普签署13878号行政命令，成立"消除可负担住房监管障碍委员会"，以期消除可负担住房开发的监管壁垒。
二是紧缩住房福利系统。特朗普政府将联邦福利系统视为需要全面改革的庞大官僚机构。其历年预算提案对救助资金进行了大规模削减：2019财年对联邦住房救助资金的削减是1937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包括削减31亿美元公共住房资金、取消20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选择优惠券等；2020财年计划削减46亿美元公共住房资金；2021财年计划削减公共住房预算32亿美元。多个救助无家可归者的联邦政府项目被要求废止，包括全国住房信托基金、住房投资伙伴关系、社区发展整体补助金等。
三是加强行政管制。特朗普政府将无家可归问题的主要驱动因素归结为"对露宿街头的容忍"，因而加强警察巡逻执法。受其影响，越来越多的州和地方开始仿照西塞罗研究所的《减少无家可归行为示范法案》，制定法案将居住在公共财产上定为轻罪，并禁止州资金流向未能执行营地禁令的市政当局或非营利组织。
四是削弱相关部门执行力。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预算资金在历年预算提案中均遭大幅削减，分别被削减62亿美元（13%）、68亿美元（14%）、96亿美元（18%）和86亿美元（15.2%）。无家可归问题机构间委员会的领导人被撤换成倡导将"沿街乞讨"定为犯罪、设立大规模收容所的保守派人士，机构职能遭到大幅削弱。
五是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打击。特朗普政府将大量非法移民的拥入视为无家可归问题恶化的一大根源。2019年4月，特朗普政府提出一项规定，禁止至少有一名无证成员的移民家庭获得联邦住房补贴，据估算将对2.5万个家庭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全美5.5万合法儿童流离失所。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期间，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后，联邦政府不仅未能及时出台救助政策措施，而且破坏了一系列之前被证明有效的联邦政府项目，使无家可归问题呈持续恶化之势。
（五）拜登政府时期的政策（2021年至今）
拜登政府上台后主动作为，积极推出更具全面性和进步性的应对举措，试图在全美范围内大幅减少无家可归者数量。
在联邦政府领导力层面，拜登政府强调以"全员出动"方式应对无家可归问题。2021年9月，拜登政府公布"安家美国倡议"（House America Initiative），鼓励全美各州、地方和部落政府利用《美国救援计划法》提供的资源，实现安置至少10万无家可归者和增加至少2万套可负担住房的两大目标。2023年5月，拜登政府启动"全部在内"（ALL INside）计划，承诺到2025年将无家可归人口减少25%，并在未来两年内为参与社区配备专职联邦官员，加快地方驱动战略的实施。
在资金投入层面，拜登政府大幅增加对无家可归者的资金支持力度。2021年3月签署《美国救援计划法》，为紧急租房援助基金拨款215.5亿美元，并为面临无家可归风险的人提供50亿美元的紧急住房优惠券。2023年6月，拜登政府再投资30多亿美元，以预防和减少各地的无家可归现象，尤其是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在2024财年的预算提案中，联邦政府将为无家可归援助项目提供约103亿美元的资助经费，比2023财年预算增加6%。
在可负担住房供给层面，2022年5月，拜登政府推出"住房供应行动计划"（Housing Supply Action Plan），承诺未来5年利用立法和行政手段缩小美国的保障性住房供应缺口，通过奖励分区和土地使用政策改革、部署新融资机制、扩大联邦融资形式等方式增加可负担住房供给。
在福利救济层面，拜登政府采用"针对普遍性"（targeted universalism）的政策理念，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专门解决方案。2022年8月，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向"无家可归青年示范项目"拨款8000万美元；2023年6月，退伍军人事务部向相关组织拨款1150万美元，支持无家可归或面临无家可归风险的退伍军人；2023年10月，拜登政府向全美非营利组织提供1.601亿美元赠款，帮助低收入老年人获得可负担住房。
▍美国应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政策效果评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投入大量资源以减少无家可归者数量。时至今日，尽管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但从问题现状及应对效果来看，美国的无家可归现象仍然严重，并持续制约着美国社会的平稳发展。
在联邦政府层面，无家可归者数量止降回升。根据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数据，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口从2007年的64.7258万缓慢下降至2016年的54.9928万。此后，无家可归者数量又从2017年的55.0996万攀升至2023年的65.3104万，整体增长0.9%。其中，长期无家可归者的人数由2016年的7.7486万上升至2023年的14.3105万，整体增长19.4%。无家可归的退役军人数量从2009年的7.3367万逐步降至2022年的3.3129万，但在2023年上升至3.5574万，总体仍下降51.5%。
在地区层面，全美多个州的无家可归者数量持续增加。从2007年至2023年，全美有22个州的无家可归人口有所减少，但有28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无家可归人口有所增加。无家可归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加州（增加4.4964万人，增幅40.5%）和纽约州（增加2.1449万人，增幅76.5%）；减少最多的是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
在种族层面，美国几乎全部种族无家可归者数量均有所增加。相较于2022年，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人口中，白人数量同比增长49.7%，非裔美国人数量同比增长37.3%，各少数族裔群体均呈上升态势。
在救助设施层面，2007年至2023年，全美紧急庇护所数量增加14.6984万处，增幅为69.5%；永久支持性住房数量增加20.735万套，增幅为109.9%。但与此同时，过渡性住房减少12.2579万套，降幅为58%；快速安置房和安全避难所的数量也有所减少。
总体来看，尽管联邦政府在减少无家可归有孩家庭、无人陪伴的青少年和无家可归退役军人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无家可归人口总量仍呈上升态势，安置设施的增幅亦未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美国无家可归问题似乎陷入了积重难返的境地。
▍美国无家可归问题的根源
美国无家可归问题的恶化既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也有政府政策变化不定的原因，是个人因素、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政治生态交互影响的结果。
（一）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
从2009年中旬至2019年末，美国经济持续扩张了126个月，创下1854年以来经济扩张的最长纪录，失业率也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良好的经济表现并未直接惠及民众生活，反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2018年，约40%的美国家庭面临基本开支困难，23.1%的人无力满足食品开支，另有9.3%的人难以负担住房相关费用。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了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全美社会贫困率从2021年的7.8%飙升至2022年的12.4%，儿童贫困率达12.4%，创下1967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基尼系数从1967年的0.397攀升至2022年的0.488。
相较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形势更为严峻。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美国社会的财富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前10%人口的财富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升至21世纪初的45%—50%。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数据，从1979年到2021年，收入最高的1%和0.1%富人收入分别飙升了206.3%和465.1%，而后90%人口收入只增长了28.7%。美联储2023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美国前10%人口的总资产净值约占全美家庭财富的66.6%，而最贫穷的50%人口仅占2.6%。如此形势下，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陷入贫困，不得不流落街头，成为无家可归者。
（二）种族歧视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中，大多数是残疾人、少数族裔和变性人种等社会边缘群体，其中少数族裔占比较大。根据2022年美国《无家可归者评估报告》，黑人/非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西班牙裔/拉丁裔分别占全美无家可归者总数的37.3%、3.4%和24.1%，远远高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由于无家可归问题本质上属于公共卫生危机，少数族裔无家可归者的死亡率同样高于其他群体，其中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死亡率是其他种族无家可归者的1.5倍。
在美国，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不仅仅存在于工作机会、教育平等和财富获取等方面，也体现在住房公平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住房市场实行"红线政策"（Redlining），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少数族裔通过拥有住房创造财富。尽管后来的《公平住房法》等法案对美国的住房歧视做了一定约束，但在实际运行中，金融机构内部对借贷人的信用考量常常倾向于将种族和金融风险联系在一起，导致少数族裔人群更难获得住房贷款，种族歧视对无家可归问题的直接消极影响仍若隐若现。
（三）社会救济的缺位
长期以来，联邦政府对无家可归者的救助主要由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两部分构成，二者互有重点、相互补充，有效避免了大量贫困人口沦落街头。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演变，尤其是政治极化程度的加剧，曾经得到跨党派支持的救助法案越来越容易被政治"裹挟"，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监督的住房计划、贫困家庭临时救助项目、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等均受到党派斗争影响，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救济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球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卫生系统覆盖的国家，美国缺乏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比始终较大。2021年全美有约2700万人口（8.3%）没有医疗保险，医疗债务导致的破产率高达60%。特别是全美当前约3790万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遭遇疾病、失业和意外，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失去住房，从而流落街头。此外，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影响，美国社区救助过程中往往出现所谓的"邻避现象"（NIMBY），即社区居民以破坏社区稳定为由坚决抵制修建收容所、无家可归者长居住房等公共设施，也对冲了联邦救助措施的有效性。
（四）公共政策的既有弊端
美国无家可归问题机构间委员会执行主任杰夫·奥利韦特（Jeff Olivet）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无家可归问题"源自多个公共政策的失败，并非意外事件"。本质上说，无家可归问题的持续恶化主要是由限制可用住房数量的法律和分区规则导致的。以加州为例，洛杉矶县将76%的住宅用地分配给单户住宅，旧金山湾区则高达85%。根据全美低收入住房联盟的报告，2019年至2021年，美国保障性住房缺口已从680万套上涨至730万套，且呈继续扩大态势。
与此同时，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实施强制性公共政策，将消灭贫困和消灭穷人混为一谈。从2006年到2019年，禁止露营、禁止坐躺、禁止闲荡、禁止乞讨和禁止在交通工具上生活的城市数量分别增长了92%、78%、103%、103%和213%。全美有4个州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露营，16个州全面禁止"闲荡""流浪""游手好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州也包括加州、新泽西州等民主党主政的"蓝州"——它们常常持续投入经费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但效果适得其反，无家可归问题不但未能有效缓解，反而呈现加剧态势。2022年12月，洛杉矶市宣布因无家可归问题进入紧急状态，正是对这一困境的无奈回应。
（五）流浪文化的内在影响
在美国，流浪文化的存在吸引了数量众多的人口自愿成为无家可归者。从传统意义上说，流浪文化意味着无家可归者拥有相应的信仰、价值观、规范和行为，以及相似的社会结构和共同的经济状况，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对类似生活环境的反应。部分人群自愿成为无家可归者，是源于自身内在精神的无以寄托，脱离自身所在的种族、民族、家庭和周边社会文化环境，去探索全新的精神世界，并在无家可归者聚集的地方形成了某种"道义经济"。
尽管文化意义上的流浪人群在美国流浪人口中的占比相对较小，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无家可归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在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上需要对流浪人口实施分类管理，以有效规避救助过程中"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但由于界定的困难性，对文化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始终无法进行有效的分类应对，以致无家可归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顽疾。
▍结语
从历史脉络来看，美国无家可归问题的演进呈现出"由小变大""由窄变宽"的趋势，并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成为美国社会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此后，由于受到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社会救济、公共政策和流浪文化等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无家可归问题在美国愈演愈烈。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程度的加剧，无家可归问题的政治色彩更加明显。民主党将这一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结构性因素，认为只有政府全面介入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该问题；共和党则认为，个人因素是导致无家可归问题的本源，主张减少联邦政府在住房政策中的作用。
总之，美国社会在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上已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愿景。这一情形的出现是美国政治对立加剧和两党内部政治力量重组影响叠加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无家可归问题的日趋恶化，"住房优先"共识已趋于瓦解。两党为了各自的党派利益在该问题上龃龉不断，使得跨党派合作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由于两党内部政治生态的变化，尤其是极右和极左思潮的兴起，两党在无家可归问题上渐行渐远，更难以在应对策略上形成共识。由此可见，随着未来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美国无家可归问题的解决依然道阻且长、遥遥无期。